世界反法西斯战争，人类历史上最壮烈的正邪对决。闭眼想象那段岁月，黑暗几乎吞噬了一切，却也让星星点点的团结之光显得格外耀眼。炮火连天的日子里，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生死相扶，中国不会忘记，世界不会忘记。“9·3”纪念日就快到了，重温二战中外团结反法西斯的经典瞬间，很有意义。建议大家特别是学生党先点赞收藏，今后肯定用得上哈。
一、血与火淬炼的战斗友谊
苏联援华航空队
1937年至1941年，苏联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，秘密组建援华航空队，先后派出飞行员1000余人、机械师2000余人，装备飞机1000多架。航空队参加南京、武汉、徐州、广州等重大会战，击落日机539架，炸沉日军舰船70余艘，200余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。
在武汉空战中，大队长库里申科驾驶的TB-3轰炸机被击中，他放弃跳伞机会，带着燃烧的飞机迫降长江，用生命保护了武汉城区。中国老百姓没有忘记英雄，重庆谭忠惠、魏映祥这对普通的中国母子为他守陵长达半个多世纪。
苏联卫国战争的“中国雄鹰”
1925年，进步学生唐铎（duó）被广州国民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学习，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唐铎继续留在苏联学习战斗。他还曾率队飞越莫斯科红场，接受斯大林检阅。
苏联卫国战争中，唐铎先后参加白俄罗斯、波罗的海、解放东普鲁士等战役，驾驶战机与法西斯鏖战100余次，是中国唯一驾驶战鹰在苏联打击德国法西斯的“飞天将军”，被授予列宁勋章、红星勋章、卫国战争勋章等7枚奖章，绝对是战功卓著。
在周恩来的争取下，1953年，唐铎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空军创建，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▲唐铎少将所获勋章。
美国“飞虎队”
1941年，根据美国“租借法案”，国民政府委派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在美国购买战斗机、招募飞行员，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，又称“飞虎队”。这群穿着皮夹克、战机上画着鲨鱼头的勇士们，以大无畏的精神，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，立下赫赫战功。
抗战期间，“飞虎队”共击落日机2600余架，并开辟著名的“驼峰航线”（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转运战略物资），2000余名美籍飞行员在战斗中牺牲。
中国人民与“飞虎队”并肩作战，舍生忘死抢修机场、节衣缩食保障物资供应，数千中国军民为救援遇险飞行员献出生命。“飞虎队”的故事成为中美两国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生动写照。
▲抗战期间，一名中国士兵守护着“飞虎队”战机。
诺曼底战役的“中国力量”
1944年6月6日，盟军登陆法国诺曼底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。这场载入史册的战役，远在东方的中国也参与其中。当天有郭成森、黄廷鑫等21名中国军官，奋战在这场反法西斯大反攻的一线。
他们在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，先后参加北角海战、诺曼底登陆等多次战役，指挥军舰摧毁大量德军岸防设施，击沉多艘军舰、运输船，为盟军反攻欧洲作出贡献。2006年，法国政府向黄廷鑫（当时唯一健在）颁发“荣誉勋位骑士勋章”，致谢所有参战中国军人。
“里斯本丸”营救事件
1942年9月，日军将1800余名盟军战俘押上改装货轮“里斯本丸”号，从我国香港运往日本做苦力。因日军违反《日内瓦公约》，未在船上悬挂任何战俘运输标志，当船10月行驶至舟山附近海域时，被美军潜艇“鲈鱼”号误判为日军运兵船，发射鱼雷击中。
船即将沉没，日军却用木板、帆布将战俘封死在船舱内。战俘们设法逃出、跳海求生时，又遭日军疯狂扫射。此时，附近的舟山渔民发现了“里斯本丸”号，秉承着“救人一命，天上一星”的朴素信念，自发出动小船46艘65次，顶着枪林弹雨救起了384名战俘。
此外，美国将军史迪威指挥缅印战场抗战、军官卡尔逊学习八路军战术在太平洋奇袭日军、越南籍将领洪水参加晋冀抗战等故事也是家喻户晓。
二、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
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
1938年，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率加美医疗队来华，支援中国抗战。他辗转晋察冀军区实施前线救护，曾在4个月里行程750公里、做手术300余次，救治大批八路军伤员。
1939年，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不慎划伤左手中指，伤口感染了致命细菌，最终演变为败血症，带走了他年仅49岁的生命。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士，在遗言中连双鞋子都要留给中国。“最近两年，是我平生最愉快、最有意义的日子”，是他对中国最后的表白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建有多座白求恩纪念馆，并以其名字命名奖项（“白求恩奖章”）表彰在医疗战线作出突出贡献的卫生工作者。
▲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临时手术室里为伤员做手术。
“第二个白求恩”柯棣华
1938年，印度医生柯棣华随援华医疗队来华，走遍晋东南、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，救治大量抗日军民，被誉为“第二个白求恩”。
百团大战期间，柯棣华一连三天三夜不休息，争分夺秒救治伤员，在13天内接收伤病员800余名，实施手术588次，创造了惊人的救治奇迹。
1942年，由于积劳成疾，柯棣华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。朱德总司令在他墓碑上题词：生长在恒河之滨，斗争在晋察冀，国际主义医士之光，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！
“大鼻子叔叔”罗生特
1939年，犹太裔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受纳粹迫害流亡上海。在上海期间，他目睹侵华日军暴行，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，之后主动加入新四军，转战山东、苏北等抗日战场。
罗生特医术高超，平均每天救治几十位病人，并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医疗人员，被当地军民亲切地称为“大鼻子医生”。
1952年，罗生特在探亲途中因心脏病突发逝世，享年49岁。为纪念他的功绩，山东莒南县人民医院更名为罗生特医院。
▲罗生特与刘少奇（左一）、陈毅（右一）合照。
“洋红军”马海德
1933年，黎巴嫩裔美国人马海德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。1936年他经宋庆龄介绍到达陕北，先后跟随不同的红军部队行动，亲眼见证了无数的战士们为心中理想前赴后继。被深深震撼的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——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“以主人翁的身份置身于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”。
马海德曾在3年内诊治陕北军民4万余人次，并参与筹建八路军医院。抗战胜利后，他继续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，获得“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”称号。作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籍的外国人，为中国奉献了毕生心血。
据统计，抗战期间参加医疗援华姓名和事迹可考的国际友人多达38人，包括加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大夫、印度医疗队的爱德华、加拿大的布朗、新西兰的霍尔、奥地利的傅莱、朝鲜的方禹镛等。
三、奔走斡旋的“人道主义战士”
“上海方舟”饶家驹安全区
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，上海难民骤增。法国传教士饶家驹经过多方斡旋谈判，设立上海“南市难民区”，先后保护了30万中国平民。他开创的救济难民的“饶家驹安全区”模式，被南京、汉口、广州等地沿用，并作为战时难民救助范例写入《日内瓦公约》。
《拉贝日记》
1937年南京沦陷后，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约翰·拉贝等外国友人推动设立3.86平方公里的“南京安全区”，包括难民收容所25个，在那个寒冷彻骨的冬天，守护了25万中国人。
拉贝还以笔为剑，在日记中详实记录下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见所闻，并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。《拉贝日记》日后也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之一。
▲1938年1月，拉贝救下的幸存者向卡尔·弗里德里希·冯·西门子致信表示感谢。
拉贝后人积极致力于中德友好事业，其孙子托马斯·拉贝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、兰花奖“友好使者奖”。
金陵女大“守护者”
南京沦陷后，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公民撤离南京，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却拒绝离开，决意留守金陵女子大学，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“我认为我不能走……这也是我的使命，就像在危险之中，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，女人也不应丢弃他们的孩子一样”，并用实际行动冒险救护上万名中国妇孺。
由于目睹日军暴行，魏特琳患上严重的精神忧郁，返美后于1941年在她离开南京的周年纪念日自杀。她的枕边放着一张和妇孺难民的合影，上面沾满了泪水。她撰写的《魏特琳日记》也成为记录日本法西斯罪行的珍贵史料。
▲1940年，魏特琳离开南京回国看病时的通行证。
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”
1943年德国法西斯占领比利时，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，因炸毁德军铁路，被逮捕并判处绞刑。绝望之时，一位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女子果断伸出了援手，她就是赴比利时求学并定居于此的江南才女钱秀玲。
钱秀玲的堂兄碰巧同德军时任比利时最高行政长官法肯豪森是故交。罗杰的父母得到这个消息后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钱秀玲。出于对正义的坚守和对生命的珍视，钱秀玲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人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只身前往德军司令部恳请法肯豪森赦免罗杰，救下了他的性命。
钱秀玲的义举在比利时广为流传，后来很多人都向她求助，她从不袖手旁观，反复深入虎穴，累计营救百多名比利时平民。战争结束后，钱秀玲被比利时政府授予“国家英雄”勋章。
“中国的辛德勒”
1938年至1940年，何凤山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，面对纳粹种族灭绝暴行，顶住压力向约4000名犹太人发放移民上海的签证，使他们免遭屠杀。
2001年，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“国际正义人士”称号，并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为其立碑纪念。
四、让“红色声音”传遍世界
《红星照耀中国》
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于1936年7至10月在陕北苏区考察，遍访上百位红军将领，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所折服，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：“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，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，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。”
斯诺撰写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让世界第一次真正看见“红色中国”的真实模样，出版后轰动美国，几周内销售10万余册，促进全球正义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支持。在斯诺的感召下，许多国际友人纷纷奔赴延安。
▲埃德加·斯诺与毛泽东合照。
“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”斯特朗
美国著名女记者斯特朗自1925年起先后六次来华，不遗余力宣传中国革命，支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。
斯特朗著有《人类的五分之一》《中国出现黎明》等作品，并向世界传播毛泽东主席的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论断，被毛主席称作“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”。斯特朗逝世后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史沫特莱
美国记者史沫特莱1928年来华后，积极支持中国革命，撰写《中国红军在前进》《国民党反动的五年》等作品，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暴政。
抗战期间，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奔赴华北前线，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。战斗生活是艰苦的，但她却觉得“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、最有意义的日子”。她毕生热爱中国，病逝后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《延安颂》与郑律成
朝鲜作曲家郑律成于1933年来到中国，创作了大量讴歌抗日军民斗争的作品，其中《延安颂》一经问世就传遍中国，让这段旋律成了信仰的代名词，激励许多进步青年奔向延安。
1939年，他和公木合作完成《八路军大合唱》。其中的《八路军进行曲》后调整更名为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，并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。
▲1943年，郑律成在太行山留影。
此外，美国记者哈里森·福尔曼所著《红色中国报道》、英国记者贝特兰的《华北前线》、德国记者汉斯·希伯的《八路军在山东》等大量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，有力争取了国际舆论支持。
五、积极支援中国各项建设
“工合运动”与艾黎
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，新西兰教育家路易·艾黎在华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，组织超3000个工合社，帮助30多万人就业，实现生产自救、支援抗战。1939年，艾黎先后抵达延安、晋西北以及皖南，协助兴办兵工企业，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作出重要贡献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艾黎继续支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，于1987年在北京去世。他曾用一首诗总结自己的一生：“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，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。这一切多么意味深远，谁还能想到什么报酬，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。”
▲正在给学生上课的路易·艾黎
“红色无线电波”
燕京大学英国学者林迈可积极支持中国抗战，1942年奔赴晋察冀根据地，被聘为无线电技术顾问，培训了大批通信骨干，为新中国无线电事业作出重要贡献。他还冒着生命危险，为八路军、游击队运送药品、通讯器材等奇缺军用物资。
在物资极为短缺情况下，他设计出V形或菱形天线，靠着一本《球面三角》和一只经纬仪，在延安的土地上竖起天线，帮助组建一台一千瓦发射机，并亲自参与“新华社延安”英文通讯稿编辑工作，将延安声音传向世界。
中西学术“架桥者”
1943年，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，从国外引进7000多册书籍及大量实验仪器和药品，并向英美刊物输送中国科学家论文138篇，搭建中西学术交流的桥梁。
李约瑟主编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成就，享誉世界，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曾经辉煌的科学与文明。
▲双向奔赴的感人故事，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。
上面这些经历血与火淬炼的人性闪光瞬间，都在诉说一个朴素的真理：和平，是人类共同的事业。今天，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。每一个敬畏历史的人，都应明白我们该塑造一个怎样的未来。一起期待“9·3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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